校长-其中李、王、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-二手车资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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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思聪股权被冻结

高校聘教授,自然是為了教書育人,繁榮學術。但高校亦是江湖,派系林立,紛爭不已,故有時領導挖人又難免帶有幾分平衡校內勢力的考慮。民國學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顯例。

那些選擇跳槽的教授們1920年秋季開學之際,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不無沮喪地向全校師生宣布,學校近來出現頗為嚴重之經費困難。由於北京政府的財政撥款遲遲不到位,北大日常運營所需居然要靠四處賒賬,倘若「長久不付錢,下次就賒不動」,「譬如電燈、電話、自來水,不能欠錢太多,欠了太多,電和水就不來了,電話也要叫不通了!」臨近中秋節,因建築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,蔣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債。堂堂一校之長,竟落得如此狼狽,這在時人看來,殊堪發笑。

其實,對於高校而言,人才流動實屬平常,但落到個人身上,卻往往不平常,其間的緣由並非皆足與人道。是故,每個曾經被挖或出走的教授,都是有故事的人吶!

魯迅1920年時年薪被拖欠3個月,次年被拖欠半年,到了26年,他已乾脆不于日記里細算這筆糊塗賬。沒有最慘,只有更慘。後起之秀顧頡剛此時之窘境談得上是山窮水盡。這一年其「在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,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。友朋相見,大家只有皺眉嗟嘆,或者竟要淚隨聲下!」年初,北大仍無法按時發薪,顧兼職的孔德學校也「亦僅半薪」,無奈之下,他只得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,「可還許多小債」。然此終非長久之計,由於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來,顧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,妻子時常面露「不懌之色,萃面盎背」,更讓其鬱悶之極。到了6月份,實在無計可施,顧向恩師求援,「近日手頭乾涸已極,後日須付房金。沒有法子,只得向適之先生開口借錢,承借六十元」。然胡適亦不是印鈔機,其生活水準也隨局勢惡化而風光不再。窮困到無計可施,向來視學術為生命的顧頡剛不得不「賣稿」,用其言講,即把學術變成了「生計的奴僕」,「以至有不忠實的傾向而生內疚」。如果當時有買血收腎的生意,估計不少大牌教授會捨命前往。

不妨還是從何廉的二位同事蔣廷黻與蕭公權講起。蔣氏29歲赴南開任教,六年內發表的諸如《現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觀》《統一方法的討論》等論文,在學界反響頗大,實屬冉冉升起之明星。當時羅家倫執掌清華,準備打造一支文科航母與北大相頡頏。所謂「航母」,無非廣攬名角,形成規模優勢,而帶頭人則顯得愈發重要。放眼國內,羅氏認定年僅35歲的蔣廷黻獨堪此任。於是其親赴南開挖牆腳,來到蔣宅,勸其改投清華。蔣本來在南開幹得好好的,不想離開天津。無奈羅施展軟磨硬泡的功夫,「賴功」一流,坐着不走,整整熬了一夜。蔣廷黻終究拗不過羅家倫,答應赴清華任教。

廣東中山大學亦從這股學人南下潮流中獲益匪淺。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學科教授名單,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、顧頡剛、江紹原、汪敬熙、馮文潛、毛准、馬衡、丁山、羅常培、吳梅、俞平伯、趙元任、楊振聲、商承祚、史祿國等人赫然在列。

教師們紛紛南下謀生,青年學子們也大批負笈求學。據《晨報》報道:「自北伐軍占陽夏,由滬往粵投效者三日之內達三百人,由京往粵投效者六百人,類皆大學學生」。這份報紙還專門刊出一幅題為「孔雀東南飛」的插畫,生動描繪居京知識群體的浩浩蕩蕩之南下盛況。眾人先後逃離后的結果,自然是北平知識界的寥落不堪,「留下來的也大多銷聲匿跡,深自韜晦;走不開的許多教授,也大多考慮如何應變,另謀出路;或者轉到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去。北大從第一院到第三院,呈現一片零落景象。」

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時。為徹底打擊此勢力,北大校長何燏時從教育部將朱希祖挖來。其後朱利用同門情誼,陸續將馬裕藻、沈兼士、錢玄同、黃侃諸人聘至北大,章門弟子齊聚首,將桐城諸老之影響一掃而空。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有風騷三五年,五四后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人漸成規模,至30年代已呈取章門而代之勢頭。此時朱希祖之處境便異常尷尬。1930年底,北大史學系學生出現要求朱辭職的風潮。迫於無奈,朱只得請辭。

若蔣廷黻算被羅家倫「生拉硬拽」到清華的話,那麼蕭公權調任東北大學則屬於「兩廂情願」型。初來南開,蕭氏頗感愜意,享讀書快樂之餘,還深受友朋之樂。他與蔣廷黻、何廉、李繼侗、姜立夫等同仁將學校百樹村十號房改造成教員俱樂部。每到晚飯後,大家隨意去那裡喝咖啡,談天,或作各種遊藝,藉以稍紓一天工作的疲勞。娛樂一個小時左右,眾人盡興而返,「回家去繼續作研究工作,或加緊預備教材」。

南下教授們回歸后數年內,北大中興,清華改制,燕大與輔仁崛起,於是北平「四大高校」並峙之局面形成。

蕭氏在東北期間,曾遇到一段趣事。當時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同在那裡教書。東北大學的名譽校長乃少帥張學良。張見到林徽因這位女教授,頓時傾倒不已,囑咐手下向她致意,並請其做家庭教師。二人本就是屬於兩個不同世界,奉系「少帥」自然非民國「女神」的菜,林婉辭謝絕。等到學期結束,林立即同丈夫離開東北,被北平中國營造學社挖走。這也算是「退避三舍」型了吧?

蕭公權孰料佳期如夢,好景不長,不及三年,矛盾接踵而至。先是教學任務過大,「一位教授負責的教學包括四門、每周三個學時的不同課程,每周總共12節課。要勝任這麼重的教學任務,備課工作是極其繁重的」。這勢必分散學者的科研精力。接着學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,令部分教授心寒,其中蕭之堂兄蕭叔玉負氣北走清華,這讓其也萌生退意。恰好東北大學工學院院長高惜冰受文法兩院之託來天津延聘教授,蕭就在挖人名單之列,且蕭也有到關外走走之意,於是二者一拍即合。只是東北大學亦有其自身的問題,最嚴重的便是高校衙門化,官氣甚濃。用蕭的原話描述,「文學院和法學院兩位院長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較濃厚。整個大學好像都帶有一點官府的氣息。如果我們說南開辦事的效率過高,我們只好說東北行政的效率太低」。一次,蕭打算找院長商議公事,一名職員居然說:「拿名片來!」待蕭將名片遞給他,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,並無顯赫的頭銜,這名職員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,口中甩出四個字:「院長不見!」普通職員對待堂堂大學教授竟毫無敬意,頤指氣使。此情形,在當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識呢?蕭氏自然受不了這股子官老爺做派,一年後便應燕京大學之邀,去北平發展。

據朱希祖兒子回憶,「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學閥們相處得不大好,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學棍的排擠,把他調離了北京大學,這學年甚至沒有能夠開課,所以心境十分不佳。」直到1932年10月,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聘請,南下廣州任教授。至此,朱方走出學術低谷。

蔣廷黻後來,羅更是不惜開罪德高望重的中國史大家、章門高足、自己的恩師朱希祖,將系主任一職讓與初來乍到的蔣廷黻。對於此事,羅後來回憶道:「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,但是我為了歷史系的前途,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。」可見羅對蔣的期望之高。蔣亦不負羅之重託,在人才延攬方面費盡心思,羅織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學者,使清華歷史系成為海內第一流的學系。據其同事陳之邁統計,當蔣於1935年離開清華時,歷史系的陣容是:中國通史及古代史為雷海宗,隋唐史為陳寅恪,元史為姚從吾及邵循正,明史為吳晗,清史為蕭一山,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為蔣廷黻,西洋史為劉壽民及張貴永,日本史為王信忠,俄國史為葛邦福(Michael Gapanovitch)。即使在今人眼中,此陣容也堪稱夢幻級別了。

1928年夏,國民政府籌建武漢大學,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指派劉樹杞、李四光、王星拱、周鯁生、麥煥章、黃建中、曾昭安、任凱南八人為籌備委員,其中李、王、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。

據時在北大執教的梁實秋回憶,「教員的薪俸積欠經年,在請願、坐索、呼籲之下每個月只能領到三幾成薪水,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狽,學校情形也不正常,有些人開始逃荒」。窮則思變,所謂「逃荒」,實另謀高就之意。恰好廈門大學剛剛新設的國學院,正摩拳擦掌,欲招兵買馬。已從北大調往廈大任教的林語堂,以文科學長的職務,利用原來的人脈關係,向往日那些苦於衣食無着、提心弔膽北大國學門老同事們拋出橄欖枝。林經過廣泛聯絡,且其開出的待遇也足夠誘人,以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首,包括顧頡剛、張星烺、魏建功、林萬里、孫伏園、章廷謙、容肇祖、陳乃乾、潘家洵、黃堅、丁山等人集體南下,魯迅也跟隨其中。

(本文摘自王學斌著《弦斷有誰聽: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人、學術與學校》,秀威資訊,2019年4月。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,現標題為編者所擬。)

民國時期的教授流動:羅家倫硬挖蔣廷黻,顧頡剛賣稿南下

朱希祖落魄失意之際,朱曾經的學生、現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負責人傅斯年伸出援手,力邀其加盟史語所擔任專任研究員。不過傅尚有一條件,即朱必須完全與北大脫離關係,「院中規定專任研究員之待遇,一面固優為俸給,一面亦詳為限定。蓋專任者必不抱東牽西掛之意,然後可以濟事,必以其自己之事業與研究所合為一體,然後可以成功。」然朱對北大仍有感情,於是保留一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之虛銜。即使如此,傅卻不依不饒,聲稱朱未踐前諾,將其轉為特約研究員。這相當於宣布朱希祖並非史語所正式人員。而此際,朱一沒有在北大復職,二沒有再去清華大學、輔仁大學兼職,三也未收到史語所正式聘書,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崗了。其實傅將朱挖過來之本意,在於徹底肅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勢力。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還留有一絲聯繫?

這一批學術候鳥們集體向南遷徙,勢必帶動了南方學術之發展,遂扭轉了民初以來南北文化格局發展的不平衡,南方學界的活力與影響力大為提升。然而北平古都濃厚的文化氛圍與成熟的學術環境,依舊令「候鳥們」內心無比眷戀。誠如顧頡剛所想,其學術人生規劃中,南下僅是迫於生計之暫時選擇,在北京的「書籍什物,一切不動,只算作一旅行而已」,伴隨上世紀20年代末、30年代初北平局勢漸趨穩定,許多南下學人展翅北上,掀起又一波遷徙大潮。這股潮流甚至裹挾着周邊高校學者一同進京,如當時任職南開的何廉惋惜道:「1929年夏季,許多工作多年的關鍵的教師,包括蕭遽、蔣廷黻、蕭公權和李繼侗一起離開南開去清華了,這對教學工作和學校的名聲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。」由此可見,一個政局平穩的北平,對於民國學者之誘惑力實在太大。

顧頡剛況且,1926年之北京上空,還籠罩着厚厚一層恐怖陰霾。由於北方軍事情況趨於緊張,城內上午能看到飛機投彈,晚上則炮聲不絕,著名報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時情形為「今日環圍北京之軍隊,不下十數萬。而一出城門,招兵旗幟,猶隨處可見」。當年更是爆發了「三·一八」慘案,這對知識階層內心之震懾力可想而知。

高校如何「挖」教授1929年夏天,時任職南開的何廉對於身邊同事紛紛跳槽深感傷心,不禁惋惜道:「許多工作多年的關鍵的教師,包括蕭遽、蔣廷黻、蕭公權和李繼侗一起離開南開去清華了,這對教學工作和學校的名聲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。」高校間人才循環流動,學者們自謀發展天地,本是再自然不過之事。然雖皆是另攀新枝,每位教授之隱衷又各不相同,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淚存其心中。故針對境遇迥異之教授,高校挖人手段可謂花樣迭出。

然而隨着時局之日益惡化,政治動蕩、軍費激增,與之形成鮮明對照,非但北大,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經濟狀況可謂俱跌至谷底,情形已絕非一個「笑話」可輕鬆帶過。1921年4月,因索薪無果,北京八校(北京大學、北京高等師範大學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、北京法政專門學校、北京醫學專門學校、北京農業專門學校、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和北京美術學校)教職員宣布辭職,后釀成「六三事件」。次年秋天,北京國立八所大學校長更是集體辭職,表示「竊近年以來,教育經費支絀異常,校長等力所能及,無不竭力維持,茲以開學在即,不名一錢,匪特教職員受經濟上之壓迫,生活不能自由,即學校行政亦復受影響,幾於停頓。國家財政困難,校長等未嘗不深切顧慮,無如積欠已在五個月以上,實無法以應付!」

看來,但凡北平無戰事,政府少干預,學術氣候便趨於適宜,候鳥們也就歸巢雁棲,選擇不再飛。

無論請願,抑或辭職,皆改變不了時局激變所引發的經濟蕭條。至1926年,各高校教授們已至忍耐之極限,據《申報》載:「所有債主,陸續而至,教職員個人方面,大多數亦俱以薪水積欠過巨,典質一空,不克維持其生活……事實上,學校暨個人兩方面,已到山窮水盡之際,負債纍纍,至少非有一個月之經費,不能應付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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